汪曾祺在《随遇而安》一文中写道:我当了一回右派,真是三生有幸。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
汪曾祺曾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,在陡坡上扛运170多斤的粮食、挖壕沟,给果树喷农药......
后来他被分配到高寒地区荒无人烟的研究站,工作是给“马铃薯”画图谱。
马铃薯开花了,就趟着露水,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,插在玻璃杯里,对着花描画。有时画完了没事,就写诗:坐对一丛花,眸子炯如虎。
铃薯成熟了,就开始画薯块。画完以后,将无用的薯块随手埋进牛粪火里,烤烤,吃掉。他自诩: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,全国盖无第二人。
因为对生活的热爱,他把苦难和挫败的改造成活,过的充满诗意。
无论是面对繁忙的农活还是荒无一人试验田,他从未忘记老师沈从文的教诲:
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,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。